厦门原创音乐交流组

《资治通鉴》:历史的“资治”作用

2020-07-31 14:45:31

       北宋元丰七年(1084)十一月,经过近19年的努力,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完成了一部长达354卷的历史巨著。在呈报给皇帝的表文中,司马光希望这部书能使皇帝“鉴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,嘉善矜恶,取是舍非,足以懋稽古之盛德,跻无前之至治,俾四海群生,咸蒙其福”(以前朝的兴盛和衰落作为借鉴,考察当今政治的得失,嘉奖善事,惩处恶行,坚持正确,抛弃错误,那就足以发扬古代的盛德,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的治理,使四海的百姓都获得幸福)。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(图3.4)。

       可是,不久继位的哲宗和以后的徽宗辜负了司马光的苦心,并没有吸取这部书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,更没有赢得“稽古之盛德”"和“无前之至治”。在《资治通鉴》问世42年后,金朝大军兵临开封,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,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都当了俘虏,“四海群生”遭遇的不是福,而是无穷的祸。但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并没有随着北宋的要灭而丧失,相反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。

       如果说此前中国历史的传统只是不自觉地把历史作为统治的借鉴,那么到了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,就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。这倒并非是司马光以前没有人具有这种意识,只是司马光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,并在其撰写的过程中得以体现。《资治通鉴》紧紧围绕“资治”这一-中心取材,“专取关国家盛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者,为编年-书”(专门挑选事关国家兴衰,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,可以树为榜样的好事,应该当作警戒的恶行,编成《编年》-书),突出历史对政治的作用。甚至一个简单的时间起迄,也要赋予特别的政治含义。

       相传孔子作《春秋》,之所以终笔于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),是由于该年春衰公狩猎时捕获一头麒麟,当时认为麒麟是一种极罕见的祥瑞,是圣王出现的标志,孔子认为其时周王室衰微,君臣之道沦丧,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祥瑞,故而终笔于此。而《资治通鉴》是秉承《春秋》的历史精神而撰写的,但在时间上并没有紧接《春秋》,而是从相距78年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)写起,司马光就有其特别的用意。公元前453年,原晋国大夫魏斯、赵籍、韩虔三家瓜分了晋国,周天子非但不能加以制裁,反而被迫接受既定事实,于前403年封他们为诸侯,君臣名分从此大乱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司马光此处并未以公元前453年的“三家分晋”为起点,而将周天子立三晋大夫为诸侯之年作为《通鉴》的开端,是别有深意的。司马光以“臣光日”的形式,对此事有长篇的议论,这是全书第一篇史论,开宗明义,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。他强调君臣名分就像天尊地卑那样不可改变,只要名分尚存,国家就不会灭亡。而周威烈王自坏纲纪,才最终导致了周朝的衰亡。正如元胡三省为《通鉴》所作注释所言:“《通鉴》始于此,其所以谨名分欤!”《通鉴》叙事终于五代,一方面是以下便涉及本朝,他不便发表自己的意见,另--方面,也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唐末五代,天子大权旁落,藩镇军阀拥兵自重,连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,也是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身份,发动陈桥兵变,迫使恭帝逊位而继帝位的。故而宋建国后,吸取这一历史教训。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将领拥兵自重,力加强中央集权。司马光于五代终笔,正可与开篇三家分晋相呼应。

       通过《资治通鉴》的写作实践,中国历史的泛政治化倾向,就更加程式化、理论化,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传统。此后,所有的史书都是以“资治”为中心,只能根据政治统治的实际需要来取舍史料、解释史料,按照统治者所认可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撰写历史,历史的唯一-作用就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、提供教训,历史学从此成为专制王权的附庸。顾准对此曾有过极精辟的评论,他说:“所谓史官文化者,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,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,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字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调也。”(《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》,见《顾准文集》,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)所以,古代史书里所要总结的“道”,都是纵横捭阖之术、驾驭臣下之道,而非探讨自然规律、社会规律。顾准由此出发,指出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必然性,确实值得深思。

更多新闻